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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先走的是最穷的。欠了债的，弟兄多分不到家当的，连地都没分上几分的。

    然后不那么穷的也走了。

    因为先走的那批人寄钱回来了。

    隔壁李家老二在东莞鞋厂干了半年，过年回来的时候穿了件皮夹克，口袋里揣着一沓十块的，在供销社柜台上啪地拍开，给他爹买了一条红塔山。

    他爹拿着那条烟在村口转了三天，逢人就递，说的话翻来覆去就一句，"我家老二，在外头，一个月三百。"

    三百块。

    那年头村里一户人家忙活一整年，刨去种子化肥，到手也就五六百。

    消息像水一样渗开了。

    年轻男人先走，再是年轻女人，最后连四十出头的都坐不住了，把地一撂，锁了门就上了火车。

    陈建国没走。

    他爹那年开春翻地的时候一脚踩滑，从田埂上摔下去，胯骨裂了条缝。

    走不了，他是独子。

    村里也有独子走的，把老人托给叔伯或者邻居，每月往家寄钱，但陈建国做不出来。

    但不走不等于认命。

    他十九岁那年跟镇上一个泥瓦匠学了手艺，师傅姓吴，酒糟鼻子，脾气暴，但活儿好。

    跟着吴师傅干了两年，陈建国学会了砌墙、抹灰、看简单的施工图。

    二十一岁起，他开始在附近几个村给人盖房子。

    那几年盖房的多。出去打工的人挣了钱，头一件事就是把老屋翻新，或者起一栋两层小楼，贴白瓷砖，在村里往那一立，就是脸面。

    盖房要用砖。

    青泽县东边有一大片黏土丘陵，绵延十几里，土色发红，粘性好。

    陈建国在工地上见过用那种土烧出来的砖，硬度高，棱角利，敲上去声音清脆。

    别的窑出来的砖，手指甲能抠出印子；这种土烧出来的，钉子划上去也就一道白印。

    他开始琢磨。

    不是一天想明白的，是一边给人砌墙，一边在心里算，算了大半年。

    周边几个县都在搞建设，公路要修，学校要翻新，乡政府的办公楼要加盖。

    砖的需求量不小，但本地的窑少，大部分砖从外县拉过来，运费一加，到手价比出窑价高了将近两成。

    如果在本地建个窑呢？就地取土，就地烧，就地卖。

    他找了一个三十二开的牛皮纸本子，把能算的全算了。

    土方量、烧窑的煤耗、砌窑体的砖头用量、工人的工钱、一块砖的成本、一窑能出多少块、卖什么价。

    每个数旁边都标了来源，王家窑出窑价是打听来的，赵集砖厂的煤耗是老板娘说的，公路局的用砖量是从告示栏上抄的。

    越算越觉得能行。

    但他没跟任何人讲。

    这是他的性格。没有七八成把握的事，不张嘴。说出去就是话，话收不回来。兑现不了，丢人。

    等他终于开口的时候，已经二十四了。

    他找的人，是张德明。

    张德明比他大一岁，两人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。

    陈建国坐第三排靠窗，张德明坐他后面。上课传纸条，放学一起去河里摸鱼。

    陈建国水性好，一个猛子下去能摸到藏在石头缝里的鲶鱼；张德明怕深水，就蹲在岸边拿网兜接着，接住了就乐得直蹦。

    初中毕业那年，两人分了岔。

    陈建国没考上高中，差了十一分，数学考了全校第三，但语文不行，作文写不出来。

    他至今记得那道作文题——题目叫我的理想。他坐在考场里想了二十分钟，笔都咬出了牙印，就是写不出来。

    不是没有想法，是不知道怎么把脑子里的东西变成字。

    张德明考上了。县一中，三年后又考上了省里的行政管理中专。

    那个年代的中专，包分配。

    毕业后张德明回了县里，进了刚成立不久的"经济开发办"——招商局的前身。

    说白了就是个管招商引资的小部门，一共四五个人，挤在县政府后面一排平房里办公。

    但好歹是铁饭碗，每月工资一百出头，旱涝保收。

    一个在工地上搬砖，一个在办公室里坐着。

    但两人没断过联系。不是经常来往，是那种过年在路口碰见了，点个头，递根烟，说两句不咸不淡的话。然后各走各的。

    不远不近，也不尴尬。

    就像两条河从同一个山头淌下来，中间隔了一道梁，各自走各自的谷。偶尔在某个低洼的地方，水声能隔着梁传过去。

    一九九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。

    陈建国拎着一瓶白酒，敲开了张德明在开发办宿舍的门。

    粮食白酒，本地酿的，两块五一瓶。

    不是舍不得买好酒，那年头也没什么好酒可买。是他觉得没必要。两个从小一起摸鱼的人，喝什么不是喝。提太贵的东西去，反而见外。

    张德明开门看见他，先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不是惊讶，是那种很久没在这个场景里看见这个人的、需要重新对焦的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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